冬季攻势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正面战场的一个真实状况，即中队无力作决定性反攻，而日军因侵占的地方越来越多，可以使用于中国的兵力也已达到极致。

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大家都很难。

继续赌

根据史学家黄仁宇提供的数据，到1939年，日本直接军费已达六十四亿日元，为开战之初的两倍，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转瞬化为乌有。

石原莞尔曾经说过，如果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至少须耗用军费五十亿日元。现在看来，“唯一战略家”估计得还是太乐观了，事实是，已经超过六十个亿砸下去，却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到1939年年底，由于国内的军工生产不敷需要，日本政府甚至把用于学校军训的步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了前线。

日本在东亚的一家独大，无疑是对“九国公约”的公然挑战。英国因欧洲战场的牵制，在大多数时间内还只能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和退让，美国则再也按捺不住了。

1939年，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于1911年签订，实际上要1940年1月26日才到期，可是美国人不管这些，直接挥起刀斩了下去。

这一刀可太狠了。要知道，当时美国产品占到了日本总进口物资的四成以上，而且很多大宗战略物资，像石油钢铁之类，都非得从汤姆大叔手里才能买到。

自此，日本不但要对付中国和苏联，开战名单上又加入了英美，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仇敌满天下。

细数手上的棋子，日本统帅部才发现自己在中国陷得有多深，如今要想拔出脚来都非易事。

赶快撤掉一些吧。

军部制订计划，预计分两批撤，第一批是到1939年年底，将关内日军由八十五万减至七十万，第二批是到1940年年底，由七十万减至四十万。

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的复员，实际就是首批撤兵计划的一部分。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

如今的“中国派遣军”可不得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华中的“华中派遣军”、华南的第二十一军都由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华日军都得听它的。

日本军部又怎么样？同样得礼敬三分，所以首批撤兵计划刚开个头，就执行不下去了。

“中国派遣军”的司令官是西尾寿造。他的上位，几乎就是干得好不如关系好的现实缩影。台儿庄打成那个鸟样，可只要有人罩着，人家的仕途在小小弯曲一下之后，照样可以坐着火箭往上升。

先是被任命为训练总监，成为日本陆军三大首脑之一，然后又出任在华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一把手，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

板垣军功够高了吧，也才不过在他手下当一个总参谋长，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凡是庸才大多不允许手下有多高明，西尾也是如此。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应该说打仗颇有一套，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犹能维持现状，特别是躲过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发动的冬季攻势，算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人太有个性，连统帅部的命令有时都敢质疑，于是西尾就选择了让冈村走路，后者被委以军事参议官一职，从此离开了武汉前线。

一切重新开张，西尾打算在任内做出点样子。为了防止冬季攻势这样的大规模攻势再次出现，他决定趁中队进入休整的机会，集中兵力打击第五战区。

在把军部的球踢回去后，原拟复员或回国的部队都留了下来，“中国派遣军”也就有了大动干戈的资本。

知道第十一军兵力不足，别说攻，守都困难，西尾采取了“东兵西调”的办法，从驻扎江浙沪一带的第十三军中抽出七个步兵大队开赴武汉，归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统一指挥。

园部和一郎与冈村宁次是同学，而且是从陆士一直“同”到陆大的同学，后来冈村到关东军任师团长，园部也追了过去，同样是当师团长，现在又来武汉接班——蹭明星的光也不是这么个蹭法，还搞得形影不离了。

不管别人怎么想，园部的确有超越前任的劲头和想法。为了确保此次一击即中，他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主力，再分别配属十五个步兵大队，使进攻五战区的实际兵力一下子超过了四个师团。

即使“东兵西调”之后，第十一军一共也才七师四旅团，园部这次是真的把最大赌注都押上了。

其实大家都在赌，日本军部赌“中国事变”能够最终解决，西尾赌自己开张大吉，园部则赌自己是不是比冈村会来事。

死结

李宗仁和他的将官们又要经受新的考验了。

早在冬季攻势时，右翼兵团司令官张自忠曾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本来大家谈得还算顺利，可记者忽然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张自忠巨大的反感。

史沫特莱问：您认为中国有如此多的伪军首要原因是什么？

史沫特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美国记者，但她的话显然剌伤了采访对象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张自忠的，之前也问过川军首领王缵绪。

为什么有这么多伪军？那位老大给出的答案倒也中规中矩：因为他们不读书嘛，要是他们多读儒家经典，就不会去当伪军了。

史记者不愧是名记者，反应十分快捷：据我所知，有好些伪军头目可都是饱读经书的。

王缵绪无奈地看了看这位刁钻的记者，只好作出如下解释：读书要认真，你说的伪军头目们肯定读书很肤浅。

史沫特莱了解了一下，川军首领自己从不读书，哪怕是“肤浅”地读。他的指挥所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更别说儒家经典了。

与王缵绪不一样，张自忠没有这么会吹牛，但他战绩彪炳，而且几乎就是王缵绪嘴里所称道的那种典型——少时读过儒家经书，从军后手不释卷，看的都是各种军政书籍。

史沫特莱认为张自忠会给他一个认真的答案，却没想到对方听后，脸色骤变，只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瞪着她：不知道！

无冕皇帝一支笔，谁敢得罪，张自忠的态度使史沫特莱大为光火，事后还气呼呼地对张自忠的幕僚发脾气，说她永远不理解也不会信任像张自忠这样的人。

其实归根结底，人还是得厚道。

采访之前，史沫特莱翻过张自忠的资料，知道对方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仍要这样提问，是不是故意的还真的很难说。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美国女人不能理解的事还多得很，比如她就不知道，在那一刻，一个人的心已被深深刺伤了。

自从离开华北后，张自忠每战必竭尽全力，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仗越来越难打，离华北和平津也越来越远了。

打仗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经的，然而不打仗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关于伪军的问题，就那么让人难以承受。

当年的一双生死兄弟，一个背叛了另外一个，虽然那一个后来选择了宽容和原谅，可是只要不把对方失去的给找回来，你就永远难以真正得到心安，即使活着也会像尘土一样毫无价值。

那是心中缠绕很久的一个死结。

我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我不是，我会把所有失去的都找回来的！

那个人

宋哲元的境况很不好，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是如此。

在把张自忠迎回军队后，这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曾抱定打回华北，重振二十九军的愿望，然而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指挥长城抗战时的神勇了。

更让他伤心不已的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服从他这位昔日抗战英雄的指挥了，他说要往前冲，大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溜，并不把集团军总司令当回事。

当时第一集团军已归属第一战区，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不明白宋哲元的部队为什么总是一退再退，屡屡来电相责。

参谋处问宋哲元如何答复，宋哲元也不知道怎么答，便随口编了个理由，说前线之所以撤退，不是被动所致，而是主动作为，乃是为了“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

要的就是你上去“决战”，你还要“避免”，还不肯作“无谓的牺牲”，这个理由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别说程潜，即使参谋处的那些参谋也觉得说不出口，只好另外编了一些理由搪塞过去。

到了后来，宋哲元帮前线部队擦屁股已经擦到连他自己都语无伦次的程度了。

在“避免决战说”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全军为上”。

秦德纯赶紧提醒他，“全军为上”语出《孙子兵法》，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不战而退，您把意思给弄错了。

宋哲元苦笑：那你说，这帮小子一个劲儿撤退，怎么帮他们圆？

要不弄通俗一点吧，就说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

这又不是在后方打游击战，岂能如此搞法。宋哲元一番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程潜的“检查”。

其实他每次作战，都把集团军总部放在前面，但就是督促不住各军，部队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退，退来退去，总部位置竟然变成了进攻时的最前面，撤退时的最后面！

由于在指挥作战方面毫无起色，刘郁芬、门致中等西北军元老们都按捺不住，纷纷发电报到前线，希望宋哲元能够辞职让贤。

宋哲元这时也感到部队混乱，光整顿起来就非易事，便把兵权交给冯治安，自己到湖南衡山去养病。

宋哲元周围原先聚集了好多人，现在一看，老爷子无职无权，便都一哄而散，留下来的，仅秦德纯等几人而已。

在他居于高位之时，背后敢随意议论他的人很少，然而等到彻底退下来，闲言碎语就越来越多了，有人甚至拿他在五十九军官兵面前的讲话作为底本，又把华北的那些事翻出来，在背后指指点点。

此时的国内舆论，也一改“七七事变”开始时对二十九军的赞扬，转而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大加批评。讥讽和痛骂的文章，有的发表在报纸上，这个还好一点，你可以选择不看，但还有人会直接写信或者发电报给宋哲元本人。

宋哲元十分伤心和难过，常常借酒浇愁。

他不只一次地问，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要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他又喃喃自语：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霉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相陪的那几个人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才好，忽然有人想起一封信，说老爷子既心病难除，不如再把信找出来让他看看。

宋哲元看完信，果然转忧为喜，并小心翼翼地把信随身收藏起来。

那封信是蒋介石写的，当时华北政委会刚刚成立，蒋介石在信中说，冀察的事可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一切由中央负责。

宋哲元找到了文字依据，他认为他从此可以大声地告诉世人：我宋哲元是爱国的，在华北两年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中央授权并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