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1916年8月28日宣战。(同上)
美利坚1917年4月6日宣战。(即中华民国6年)古巴1917年4月7日宣战。(同上)
巴拿马1917年4月10日宣战。(同上)
希腊1917年6月29日宣战。(同上)
暹罗1917年7月22日宣战。(同上)
赖比瑞亚1917年8月4日宣战。(同上)
中华民国1917年8月14日宣战。(同上)
巴西1917年12月16日宣战。(同上)
海地1918年4月22日宣战。(即中华民国7年)
瓜地马拉1918年4月23日宣战。(同上)
此外尚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哥斯大黎加、秘鲁、乌拉圭、厄瓜多诸国,亦与德奥宣告断绝邦交。
欧战开始时,因德国陆军极强,一举占领了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法国北部。英法竭力抵御,且封锁其海港,德国乃出动飞机袭击英法首都,且以潜艇击沉各国商船,虽中立国亦不免,不过德国在非洲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均为英、法、葡所攻取,日本亦乘机侵占青岛及太平洋赤道以北诸岛。1917年美国商船因屡为德国潜艇所击沉,抗议无效,乃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是年,俄国推倒沙皇,退出战争,与德议和,德国遂移师西线,全力进攻英法,英法因有美国为后盾,奋力抗拒。1918年秋土耳其、保加利亚及奥地利均无力继续作战,先与协约国议和。不久奥国发生革命,国内瓦解,德国亦宣布共和,和平遂告实现。这次战争历时1566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是990万,伤者约2000万,战费4000亿美金。
欧战结束后南北和谈也逐渐成为事实,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幕后斗争,似乎徐占了上风,可是段也非弱者,他已斗倒了两位总统,老徐是他捧出来的,他总不能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曹锟一肚子委曲来到北京,段和安福系竭力拉拢他,一方面表示仍拥护他当副总统,一方面劝张作霖也支持曹,张作霖慨然应允,并且还反转过来疏通东三省议员一致投曹的票。曹知道以前几次副总统选举的流会,都是旧交通系捣鬼,而旧交通系又和老徐勾结,因此恨徐入骨,也恨梁士诒入骨。张作霖拍了胸膛对曹表示要对付梁,害得梁不敢回北京,而安福系也集中火力攻击梁。徐世昌在督军会议召开前本打算要梁士诒组织内阁,以皖系的稳健派靳云鹏为陆军总长,由于皖系和安福系的激烈反对,才未成事实。
于是徐乃拟派钱能训真除国务总理,安福系则提条件,欲以钱内阁交换副总统。徐世昌为此颇感苦恼,但他表面上一点也不在乎,他说:“不通过钱内阁难不倒我,我的老朋友可以当总理的多得很,不像华甫(指冯)找不到一个内阁总理,我可以提出十个总理人选,难道他们能否决十次吗?”
7年11月24日,段授意督军团组织“戊午同袍社”,以团结北洋派为目的,推举曹锟为社长。曹锟做了社长,就俨然执北洋派的牛耳了。成立之日,曹假安福俱乐部举行“庆祝国际荣誉合肥首勛大会”,段着上将礼服参加。且拟请政府颁授只有大总统才有的殊荣“大勛位”给段,因陆徵祥讲了一句:“中国未出兵而颁殊勛荣典,恐贻笑外人。”
这才打消此意。戊午同袍社表面上是团结北洋,实际上是拥护段复组内阁。
由于和平声势太大,主战派不敢直接反对和平,只是重复段的原则:反对对等和平,反对取消安福国会。倪嗣沖说:“取消国会么?咱们的大总统就是由新国会选出来的,取消国会岂不就是取消大总统吗!”
南方滇桂两系和国民党一部分人士都迫切希望和平,可是他们希望的当然是对等议和,这是南北和谈的先决条件。南方议和总代表原定岑春煊,后来因岑当选了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所以议和代表改推甫由日本回国的唐绍仪担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辛亥革命后,唐就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可是那时他却是北方的总代表,他和徐世昌、梁士诒都是老朋友。尤其是梁士诒,他是最早提拔和赏识梁的人,由他代表南京,比较容易和北方谈。
11月20日,徐世昌致唐绍仪一电,把不久前冯段相争,最后相约下野,请他出来收拾时局的经过和盘托出,希望唐竭力促进南北和平。唐回电强调南北必需对等议和,代表人数必需相等,谈判必需公开。唐的回电中,称徐为“菊人兄”,徐接唐电,赌气不理他,乃要钱能训代为回电,唐接钱电大为不满,认为徐在摆伪总统的臭架子,不念老朋友交情。
和谈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参加人数和地点。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所以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地点也由北方决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
徐世昌和钱能训在段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力图避去对等讲和的形式,苏督李纯主张和谈地点在南京,徐钱即以此向南方提出,同时主张会议的名称不叫南北和会而叫善后会议。
李纯则建议称为南京和平善后会议。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经常与南方岑春煊、陆荣廷两人互通电报,彼此互称先生。南方军政府也承认钱内阁是北方的事实内阁。不过西南也有反对和平妥协的一派,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就在漳州发出一个激烈反对的电报,同时有人在广州组织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议。
11月23日岑春煊致电熊希龄,反对避去对等议和的形式。30日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钱又代表徐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不过和议代表双方可各占十人。至于对等议和的形式也难接受,辛亥年南北有两个不同的国体,现在则不然,所以不能相提并论。12月5日徐回答七总裁说,他对于会议的有关问题全没有成见,已交由国务院研究答覆。
12月24日,唐继尧建议仿照辛亥年成例,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双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数,南方代表人选由军政府主持选派,北方代表人选由徐菊老主持选派。
北方对和谈问题步调和态度都是不一致的,徐世昌和钱能训之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以及不用南北会议的名称,是力求避免主战派有所藉口,而不利于和议的进行。
至于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本属意于梁士诒,曹锟一系的人坚决反对,后来又属意于李纯,皖系也坚决反对。皖系希望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以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这当然离题太远了,王揖唐是安福国会的议长,以他为议和总代表,就是表示北京拒绝讨论国会问题的一种姿态。
这时还有一种折衷的意见,是建议以汉口为议和地点。
奔走和谈的人愈来愈多,连复辟的祸首康有为也发出文电,呼:“菊人总统兄”,“干臣(钱的字)同年兄。”
梁士诒在香港未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晤谈,当时也曾谈到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唐表示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因此北方最后决定以朱启钤为议和总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