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根和几个领导人交谈的时候，方红梅先是在卧室里穿衣起床，给女儿穿衣服，梳妆打扮。接着又安排欣欣在客厅后面小隔间的书桌上写作业，她进厨房做早饭。

虽然她一直没在客厅里呆，但客厅里交谈的声音，她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字也没有落下。直到领导们相继离开，她才黑着个脸出来见王加根。

夫妻俩站在客厅里，默默无语，发了半天的愣。

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他们感到束手无策。

“怎么办？你真的准备去《孝天报》发声明？”过了好一阵儿，方红梅疑疑惑惑地问丈夫。

“还能怎么办？不发声明，他们这些人都得受处分。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得罪了牌坊中学和牌坊乡教育组这些头头脑脑，我们夫妻二人将来还怎么在这里混？更重要的是，邹发松的父母领不到抚恤金和生活补助，烤熟的鸭子又飞了，会无端地失去两万多元钱。就算他们不恨我，我自己也于心不忍。听肖玉荣说，发松他妈至今还躺在床上，天天以泪洗面，一直没有出过家门。”

听王加根这样讲，方红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你干嘛要去写这些没有油盐酱醋的东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与自己屁不相干。要安宁不得安宁，想消停不能消停。偏要去捅马蜂窝，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你呀！还是太不成熟了，做事又固执。碰了那么多次壁，怎么就不长一点儿记性？真是狗改变不了吃屎的本性。”

王加根恼怒地瞪了老婆一眼。

“算了！算了！先吃饭。”方红梅马上转移话题，“面条早熟了，闷烂了就不好吃了。欣儿，作业等会儿再做。快吃饭！”

王欣答应着，从客厅后面的小隔间来到客厅。

方红梅走进厨房，把咸菜和馒头往客厅的桌上端，然后又返回厨房盛面条。

王加根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他拿了个馒头，味同嚼蜡地啃着，脑子里一直在思考交给报社的声明该怎么写。

“说自己道听途说？说自己胡编滥造？如果是那样，我王加根在公众心目中成了一个什么人？作为通讯员，那就是没有职业道德。坏了自己的名声不说，别人还会觉得我的品行有问题。以后哪家新闻媒体还敢用我写的东西啊？”

尤其让他觉得憋屈的是，他写的本来是事实，并没有说假话，更没有编造假新闻。要是现在空口白牙地说假话，故意自己打自己的脸，别人会不会同样觉得他不地道？看来，这声明不能写。写了，他就是在昧良心，是在干为世人所唾弃、又对他本人不利的蠢事。

“对！不理他们，也不去发什么狗屁声明。只要我没有说假话，正义总在我这边儿，看他们能够把我怎么样？如果他们继续威胁、逼迫和为难我，我就去告他们！就算我的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受到侵害，我也可以去公安局报案，到法院起诉他们！我不是一直想当律师么？现在正好实习一下。我还可以寻求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记者协会的帮助，到市委市政府去举报他们！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个国家，找不到一个为我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地方。现在真正感到着急和害怕的，应该是他们。他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看看平日趾高气扬的刘福民，一进我家，就做贼心虚地申明，他不代表组织，只代表个人。你敢代表组织么？组织绝不会让我去做颠倒黑白的事情。前段我想调牌坊乡法庭的时候，你故意从中作梗，让我的事情没有办成，今天我就是要给你制造一点儿小麻烦！”

王加根越想越亢奋，胃口居然也打开了。

他啃了两个馒头，又吃了一大碗鸡蛋面条，抹了抹嘴巴，就对老婆谈了自己的想法。不过，他的慷慨陈词并没有让方红梅产生共鸣。

方红梅问他：“你已经答应了别人去发声明，现在出尔反尔，难道不怕别人说你不讲信用？”

“对他们这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家伙，有什么信用可讲？”王加根傲气地回答。

“但我总觉得，这样不是太好。”方红梅忧心忡忡地说，“你这么硬气地与所有人作对，我们以后真的就没有朋友了。还有邹发松的父母，你如何向他们交待？”

“邹发松既然是自杀，这钱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得！特别是往后每个月八十元的生活补助，完全是基于欺骗才得来的呀！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取消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还向他们交待什么？”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合理不一定就合情。”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王加根显出非常懊恼的样子。

方红梅分析说：“现在事情的关键，就是要认定邹发松究竟是自杀，还是意外死亡？他去武汉是办私事，还是因公出差？其实这两个问题，我们也是捡耳朵听别人说的，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你在文章中写得那么具体，肯定是不妥当的。另外，你所写的有些内容，也确实与事实不符。比方，你说他们撞车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左右。据去处理丧事的邹贵州回来讲，他们实际上是十二点钟撞的车。你说他们撞车的地点是汉口火车站北边，邹贵州却说是在汉口火车站的南边。”

“时间地点有出入，在新闻报道里面很常见。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无关紧要。”王加根越听越不耐烦。

“我们就是在要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文章。”方红梅精明的指出，“声明还是要发，你不能落个不讲信用的名声。不过，声明的内容不要涉及实质性问题，只谈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王加根笑了：“那样的声明，跟不发声明有什么区别？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方红梅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是啊，声明发过之后，他们继续纠缠不休怎么办？

两人默默无语地坐在客厅里，各自思考了了好半天。

他们最后商定，声明不用写得那么具体和明确，就简单的一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发表的《愚蠢的约会》一文与事实有出入，作者向当事人致歉。

不指明是哪些事实有出入，模糊处理，留一定的余地和空间。这样既实事求是，又兑现了对牌坊中学和牌坊乡教育组领导的承诺。至于声明能否起作用，那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王加根写好声明后，骑自行车赶到花园邮局，用挂号信寄给了《孝天报》社编辑部。

他之所以用挂号信寄出，一是怕弄丢了，再就是想留下收据和票根，好向那些纠缠他的人交差。

这天下午和晚上，王欣出奇的听话。她下午一直在背课文，吃过晚饭又开始写作业。

王加根以为女儿看出他遇到了麻烦，所以才不愿意打扰他。直到晚上准备睡觉时，才知道这个周末欣欣的家庭作业特别多，已经愁了她一整天。其中，数学老师出的题目最奇葩，要求学生练习写数字，从一写到一千。

刚刚入学的小朋友，写字本来就很慢，一千个数字要写完，得多长时间啊！

到深夜十点钟的时候，欣欣才写了三百多。她哈欠连天，写一会儿，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接着再写，看上去相当可怜。

王加根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提出代替女儿写，但欣欣又不愿意，说爸爸写的字迹与她的不一样，老师看出来是要打板子的。

这是出的什么狗屁题目呀！完全不顾学生的死活。

王加根心里直犯嘀咕。身为教师，他知道老师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为了挤占学生贪玩的时间，批改作业一般比较马虎，有时根本不看内容，只在后面批个日期。

为了帮助女儿快点完成作业，他搬弄起了小聪明，教唆欣欣投机取巧。他让女儿的写数字的过程中，故意漏掉一些。比方，写完三百五十一，就写三百八十二，这样就可以少写三十个数字。

王欣不愿意听爸爸的，害怕老师打板子。

王加根拍着胸脯向她保证，老师批改家庭作业都比较马虎，绝对不会发现的！

王欣实在是太困了，难以继续坚持往下写。万般无奈，就带着侥幸的心理采纳了爸爸的建议。

结果，第二天作业交上去之后，数学老师打了一个很大的对号。

那天部队抽水房广广黄的女儿妮妮也在做同样的数学作业题，据说整整写了一个通宵，最后老师也是打的对号。

这件小事让王加根感慨万端。

同样是写作业，一个投机取巧，一个老实巴交，最终的结果却完全一样。弄虚作假的能够腾出时间睡大觉，脚踏实地的却要忍受困倦和煎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批改作业的教师不负责任。

邹发松的事情其实是一个道理，如果审查人员能够认真履行职责，对上报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怎么可能出现冒领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这样的事情？

王加根写的声明寄出去好几天，一直不见发表。倒是《法制日报》上公布了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合格分数线。

他的总分超出合格分数线三十多分。

虽是喜讯，他还是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没有向外声张。

马上就可以拿到律师资格证书了，孝天市政法委的调令也快来了。真是双喜临门啊！

王加根和方红梅满怀着希望和喜悦，无限神往地等待着。

有一天，肖玉荣突然问王加根：“小王，你那声明怎么还没有见报啊？”

“谁知道怎么回事，我寄出去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你是邮寄出去的呀？这种事情，你应该直接送给报社。”肖玉荣略显不快地指出。

“行！那我今天下午就跑一趟。”王加根非常爽快地答应。

其实他去孝天城的真正目的，是办理律师资格证书的申领手续。

根据相关要求，他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大学毕业证书和律师考试分数单，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孝天市司法局。

填了一大堆表格，又留下带来的证件，手续就算办完了。然后，他来到市政法委，见到了年轻漂亮的楚科长。

“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哩。”

楚科长说，她拿着《商调函》去孝天市教育局调王加根的人事档案，市教育局没有给。

“为什么？”王加根问。

“听人事股汪股长讲，你最近好像犯了点什么事情，要等这件事处理完了再说。”楚科长不解地问，“你究竟犯了什么事情呀？”

王加根心里一沉。

他没有想到通讯报道的事情，居然会影响到他的调动，于是一五一十地说出了缘由。

楚科长听得目瞪口呆。

她说，这事看起来还真有点儿麻烦。曹书记天天催她，因为岁末年初各种文字材料比较多，特别是年终总结和新年的工作计划，曹书记都指望王加根来弄。

“本来是蛮顺利的事情，没想到会节外生枝。”王加根非常遗憾地向楚科长道歉，“都怪我自己不成熟，社会经验不足，才惹出这样的麻烦。”

楚科长说，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只怪社会风气不好。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在市法院民庭的时候，有一个妇女来告状，想继承她养母的遗产。那妇女是从河北保定过来的，名字很好记，叫白素珍，与《白蛇传》里的白娘娘一个读音儿。如果依照法律，这场官司她肯定会赢。但如果她赢了，被告人一家四口就没有地方住，无处安身。结果，法院院长就提前给我们打招呼，叫我们不要受理白素珍的案子。官司能拖就拖，一直拖到她主动放弃。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公平。地方保护主义，维护社会稳定，同情弱势群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习惯势力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没有必要太较真。”

听到这儿，轮到王加根目瞪口呆。

原来楚科长就是白素珍多次提到的楚法官！

这也太巧了。他这才记起曹云安说过，小楚是从市法院调过来的。

王加根没有挑明他与案件当事人白素珍的关系，继续谈他的调动：“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只有等着呗。”楚科长无奈地回答，接着又安慰道，“这事你也不要怕。我估计，市教育局也不敢把你怎么样。毕竟你写的是事实，并没有说假话。加上这事市劳动局和市人事局都审查过了，他们不可能再全盘否定。别看市教育局的领导咋咋呼呼地叫得欢，其实都是装腔作势地吓唬人。就算你的声明登不出来，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王加根说，他还是去报社看看，声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孝天报》社编辑部，他见到了社会新闻版的责任编辑。

“这条新闻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读者的关注度也很高。”责任编辑听过王加根的介绍，对他的文章表示肯定，“收到你的来信后，我们专门派记者到牌坊乡和季店乡进行了调查，报道内容基本属实。至于时间、地点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并不影响报道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刊登那条声明。”

王加根有苦难言，恳求责任编辑，还是把那条声明刊登一下。

责任编辑显然不太高兴。

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报上出现假新闻，他们是要受批评的，奖金和福利也会受影响。

王加根不便道出事情的内幕，只好无奈地离开。

回到牌坊中学，他对肖玉荣如实相告：报社登声明的希望不大。

肖玉荣的脸色于是变得非常难看。

接下来的几天，牌坊乡教育组领导走马灯一样地来找王加根。催他，向他通报情况，说孝天市教育局马上就要收回邹发松的抚恤金批复，问报社那边儿有没有消息。

“现在我们还瞒着死者家属。如果邹发松的父母拿不到抚恤金和生活补助，又知道是你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人每次来，都要对王加根提出警告和威胁。

“听说你要调市政法委？”刘福民有一次突然这样问，“你到哪里去我们管不了！但话必须说清楚，新闻报道的事情不处理好，你的什么事也办不成！市教育局汪局长昨天打电话通知我，要派工作小组到我们乡调查。你这件事不是小事呢！现在搞得全地区教育界都沸沸扬扬。市教育局几乎一半儿的股室要挨霉！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就想拍屁股一把灰走人，没那便宜的事情！”

真是天大的冤枉！

王加根再次向刘福民解释，调动之事早在邹发松出事之前就开始办理了，根本不存在他有意捅娄子。

“我管不了这些！反正你必须尽快让声明见报。不然的话，乡教育组不会同意你调出！”刘福民态度非常蛮横。

王加根想说，报纸又不是我办的！怎么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登就怎么登？

不过，他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答应继续去做报社的工作。

应付走那些可恶的说客，方红梅又开始埋怨王加根。

她说，机会是你写东西创造的，也因为你写东西而失去；前途是你自己开创的，也是你自己断送的。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为了作最后的努力，王加根给《孝天报》社编辑部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

他说明了想刊登声明的真实原因，叙述了自己目前面临的艰难处境，希望得到报社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