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陕西“三线”建设工地后，白素珍并没有去挖山、开石、伐木、筑洞，没有干这些男人们做的事情。她的岗位是孝天县民兵师宣传科广播员，兼做打字文印之类的工作。

这样安排当然是领导对她的照顾。

不过，对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白素珍来讲，要做好这些工作，也并非易事，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她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试读。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地练习，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每个铅字的位置，她经常通宵达旦地排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从零开始起步，花了两三个月时间，终于干得像那么回事了，时不时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工作让她有了成就感，让她的生活变得充实而且有意义。不过，紧张的工作并不能减轻她对家人的思念，特别是想念活泼可爱的儿子加根和女儿加枝。

回王李村探望是不现实的，接加根加枝来陕西更不可能。她只能忍受着思念的折磨，用书信和眼泪，来排遣这种牵挂带来的痛苦。每个月领到工资后，交过生产队的副业款，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她就会去给养母及两个儿女买东西，通过邮局寄到王李村。邮给养母的主要是白木耳和冰糖，邮给加根加枝的有铅笔、作业本、字帖、毛线衣……

白素珍在陕西的深山老林里呆了两年多。

铁路建设工程下马后，她又随孝天县民兵师转移到了HUB省YC市，投身葛洲坝水电站工程建设。

她的工作岗位依然是广播员和打字员，但事情明显减少了，不像以前那样忙碌。由于生活在城市里，衣食住行比较方便，各方面条件明显改善，她又想到了把女儿加枝接到身边来。带着试试的心理，她大着胆子向孝天县民兵师领导提出申请，没想到领导居然批准了！

白素珍喜极而泣，高兴得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高兴过后，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加枝已经上初中，没有宜昌本地户口，来后去哪儿上学读书呢？

她到附近的几所中学打听了一下，好说歹说，别人都不同意接收“黑户”学生。在她几乎绝望的时候，附近驻军部队子弟学校的领导开了恩，答应了让加枝插班的要求。

女儿上学的事情安排妥当后，白素珍就请了几天假，回孝天县杨岗公社王李村。

当她提出接加枝去宜昌时，又遭到了王厚义的阻挠。

厚义原本以为，素珍把加枝放在王李村，是在向他示好，发出了回心转意的信号。他满心指望通过加枝这根“导线”，将位于两端的“导体”接通，让他们夫妻破镜重圆。

没想到，白素珍又要把加枝接走，他当然不能同意。

两个早已分道扬镳的冤家，又在王李村大闹了起来。不过，最终还是白素珍占了上风。再怎么说，加枝的户口在白沙铺——这孩子是法院判给她的。她接走加枝的理由充分着呢！

就这样，素珍和加枝母女俩又在YC市团聚了。

新的生活开始后，她们本以为自此就可以安定下来，可事情又总是难以随人所愿。

白素珍想到自己不到三十岁，女儿就上了初中，由于怕别人笑话，或者邻居及同事问七问八的解释起来麻烦，就嘱咐加枝平时不要喊她“妈”，改口叫她“姨”。

她的想法很简单，而从白沙铺一起来的老乡却不领情，因为他们都知道她的底细。于是，闲言碎语铺天盖地。

有人说，白素珍之所以不让加枝喊她“妈”，是为了掩盖两人之间的母女关系，隐瞒自己结过婚的事实，好重新找人。还有人说，她之所以能够当上广播员和打字员，是因为与孝天县民兵师的领导不干净……

听到这些，白素珍肺都气炸了。

她把被窝行李一卷，找到孝天县民兵师领导，非要调到炊事班去喂猪不可，并且气呼呼地说：“我去炊事班喂猪，看看那些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民兵师领导仰着头大笑起来，说她简直就是个孩子。

“嘴巴长在别人身上，要说什么让他们说去，何必为这些烂嚼舌根的怄气呢？”民兵师领导这样劝她。

这事尚未平息，新的打击又接踵而至。

白沙铺公社通知白素珍，由于她拖欠应该交生产队的副业款，生产队准备停发她和加枝的口粮，而且要下她们母女俩的户口……

白素珍真的走投无路了。

要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她是不可能按时足额缴纳副业款给生产队的。如果口粮停发了，她和加枝吃什么呀！

正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加枝的班主任老师突然来家访。

白素珍以为女儿在学校里犯了什么事，非常紧张。

班主任老师笑着说，她来家访与加枝没有关系。她是受驻军部队一位军官之托，特意上门来作媒的。

这位军官姓马，是基建工程兵部队某部营教导员。他老婆得癌症去世了，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四川老家没有亲人，马教导员既要上班，又要带小孩，根本顾及不过来。马教导员的大儿子与加枝是同班同学，这两个学生的家庭情况班主任比较了解，所以就萌发了牵线搭桥的想法。

“你的情况我已经对马教导员讲了，他比较满意，希望能够与你搭伙过日子……”班主任老师最后这样讲。

白素珍听后，不假思索地回绝了。

原因很简单，她不愿意改变独身生活的原则。由于王厚义对她的伤害，她对男人有了戒备之心和厌恶之情，认为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班主任老师说：“马教导员这个人很不错，你们不妨先见见面。”

白素珍心里觉得没这个必要，口里还是答应了。

几天后，马教导员抱着个小男孩儿来找她。

他向白素珍诉说了自己既当爹又当妈的艰辛：大儿子马杰有尿失禁的毛病，被子床单几乎天天都要晒；女儿马红刚上小学，缝补浆洗都不会做，全靠大人料理；怀里的这个小儿子叫马军，连衣服都不会自己穿，拉屎后不会揩屁股，晚上还要摸着大人的**睡觉……

白素珍对马教导员的境遇非常同情，尤其怜爱他怀里的小马军。那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蛋，多像加根啊！不过，坎坷的生活经历教育了她，不了解马教导员的为人，决不能轻易答应。更何况，自己身边儿还有个女儿，加枝已经成了大姑娘，也要顾及她的感受。

马教导员似乎看出了白素珍的心思，没有要求她马上表态，但希望保持联系。即使成不了夫妻，保持同志间正常的交往也是可以的。

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后来，马教导员所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去了HEB省迁西县，驻扎在一个叫洒河桥的小镇子上，负责“引滦入津”重要工程——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与白素珍的见面和交谈，让马教导员动了心。他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很不错。无论是给他当老婆，还是给几个孩子当后妈，都是最佳人选。他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定要得到这个女人。虽相隔千里，他一直借鸿雁传情，给远在YC市的白素珍写信。可每封信都如泥牛入海，总也得不到回音。未必，白素珍对自己没有好感？难道她真的准备一直单身生活下去？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和真心，马教导员专程去了一趟宜昌……

多年之后，白素珍仍然不明白：她单身生活的决心怎么会在重新见到马教导员的那一刻土崩瓦解？她怎么会那么顺从地随马教导员离开YC市，带着加枝远嫁到HEB省迁西县。

重新组合的一家人刚在洒河桥定居下来，白素珍就收到了大货发来的电报。电文是：三货在汉车祸身亡，速回。

这噩耗如同晴天霹雳，让白素珍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马教导员和孩子们惊慌失措，围着她哭作一团。

她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也开始号啕大哭，为苦命的三货喊冤叫屈，悲叹三弟短暂而又可怜的一生。

“三货才二十四岁啊！刚刚谈了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呢。怎么突然就遭遇车祸死了呢？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老马坐在床沿边上，默默地流泪。

他本想去向部队首长请假，和白素珍一起到武汉处理三货的后事，但家里大大小小四个孩子，没有大人怎么行？

最后还是让白素珍一个人回了湖北。

她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根据三货生前写信的地址，一路走，一路问，好不容易找到了白沙公社建筑队所在的建设工地。

听三货的工友讲过三货死亡的原因，以及这起事故处理的经过和结果，白素珍的悲伤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怒火在她胸中熊熊燃烧，整个人都要爆炸了。她找到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要求重新处理此案。

别人的答复是：已经由死者亲属同意的处理意见不可能改变。

白素珍说，来处理丧事的两个人只是名义上的亲属，与三货没有任何扶养关系，更没有感情。

公安局交管部门管不了这些，根本不予理睬。

白素珍又一路悲愤地乘车赶往白沙铺。还没进大货的家门，她就扯开嗓子申冤一样地骂开了，惹得左邻右舍都从家里跑出来看热闹，过往行人都驻足围观。

她骂大货黑心烂肝，榨干了三货的血汗，还要把他的骨头渣子拿去变钱；她骂生母不知廉耻，一个只生不养、牲畜不如的人，竟然好意思以母亲的身份，去处理三货的丧事……

大货明知理亏，不敢还嘴。为顾大面，他还客客气气地把姐姐迎进家门。

正在做月子的沙桂英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抱着熟睡中的婴儿，躺靠在床上没有起身。

白素珍径直走进三货生前住过的房间，见到四屉柜上摆放的骨灰坛，又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开了。

平静下来之后，她又到街上去买花圈，买黑纱，买白纸，买蜡烛，买棒香，买墨汁，买毛笔，把三货生前的卧房布置成了灵堂。骨灰坛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四屉柜正中央，前面是香炉，两侧是蜡烛，墙上是她亲笔写的挽联。

庄严。肃穆。一种叫人生寒的悲凉气氛。

晚上，白素珍就睡在这“灵堂”里。人去物在，触景生情。她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抚摸着骨灰坛同三货讲话，或者如木雕泥塑一般地坐着发呆。白天，她不是痛哭哀号，就是大声叫骂。要大货退出那六百元钱，去为苦命的三货申冤报仇。

白大货怎么可能退钱呢？那钱已经用来偿还了做房子的账债。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耷拉着脑袋，不表任何态。不管姐姐骂得多么难听，他都不还一句嘴，完全是一幅逆来顺受的样子。白素珍要他退钱，答复只有一句话，钱都还了账，他拿不出钱来。

“那钱是抚恤金，是三货的性命换来的。对三货有抚养之恩的人才能得，靠三货生活、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亲属才能使用。你是生过三货，还是养过三货？你说你是大哥，可以算作亲属，但你年纪轻轻的，又不是缺胳膊少腿，凭什么拿那钱？有什么脸面用那钱？”白素珍有理有据，咄咄逼人地质问。

大货还是一言不发。

“三货出生八个月，就被那个黑心烂肝的老母狗抛弃了，是王李村的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他最应该报答的人是姑妈，是他的养母。只有他养母才有资格得到这笔钱。你要是不退出那六百元钱，就要替三货履行赡养姑妈的义务，为姑妈养老送终！”

“行。我愿意养姑妈。”大货终于开口表态了。

白素珍一怒之下就去了杨岗公社王李村，真的把她养母接到了白沙铺。随同一起来的，还有她儿子王加根。

当双耳失聪的白氏吃力地听大家解释，看大家比划，弄清楚了素珍接她来白沙铺的意图时，又不乐意了。

“我又不是没地方住，又不是没有人养。我赖在大货这儿算怎么一回事？外人会说我是有米的叫花子。”老人家噘起干瘦的瘪嘴巴，老大不高兴的样子，“再说，我也离不开加根。总不能让加根也到白沙铺来住吧！”

无论白素珍怎么苦口婆心地劝说和解释，老人家执意要回王李村。白素珍一筹莫展，相当为难。

“这不怪我不养姑妈，是姑妈自己不愿意来白沙铺的啊！”大货见到这情况，心里一阵暗喜，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儿幸灾乐祸。

白素珍气呼呼地白了他一眼，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她突然想到，如果生母不随大货去武汉，公安局交警大队就没办法处理这起事故。于是把怒火转嫁到她母亲身上。她让养母暂时住在大货家里，自己带着儿子加根，怒气冲冲地步行前往陡岗公社万安村。

就这样，加根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外婆。

在此之前，关于外婆的信息，他都是从白素珍的咒骂声中了解的。好吃懒做，好逸恶劳，黑心烂肝，冷酷无情，蛇蝎心肠，行为放荡，臭不要脸……这就是刻在他脑子里的外婆形象。直到他看见外婆，与外婆短暂地相处之后，他才发现，外婆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消瘦的身材，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说话轻言细语，待人有礼有节，还特别勤劳。平日在生产队里出工，回家就做饭、洗衣服、扫地、喂猪、喂鸡，干各种各样的家务。看上去，与王李村的奶奶差不多。

外婆的麻子丈夫早就不在武汉做生意了，回村与老婆一起劳动。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按亲戚关系，加根应该叫他们幺舅和小姨。遗憾的是，加根没办法跟他们亲热。

白素珍带着他来到万安村，还没进外婆的家门，就开始大声叫骂，把村子里各家各户的人都招引出来了。加根觉得很丢人，很没面子，但又没办法阻止妈妈的过激行为。他只能低着头，跟着妈妈往村子里面走，一直来到外婆的家门口。

加根他外婆、继外公、幺舅和小姨都在家里，听到白素珍的叫骂都不敢回应。两个老人躲在屋里不出来，两个年轻人出来迎接他们。无论白素珍骂得多么难听，表现得多么凶狠，家里人都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白素珍说，既然大货退不出钱来，那六百元钱就应该由生母出，因为是生母“恬不知耻”地冒充三货的亲属，去武汉处理的丧事。

加根他外婆躲在房间里抹眼泪。她应大儿子之邀，去武汉处理三儿子的丧事，又有什么错呢？再说，这本身就是一件让她非常伤心和悲痛的事情。六百元钱的抚恤金全让大货全部拿走了，她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凭什么让她退钱呢？再说，就是把她的家当全部变卖光了，也不值六百元钱啊！老人家也不想与大女儿讲道理，只是避其锋芒，一句话也不讲。白素珍骂她咒她，她还不声不响地为大女儿和外孙做饭吃，安排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

白素珍在万安村闹了两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只得带着加根无功而返，重新回到白沙铺。

正在她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而伤神的时候，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一条重要新闻。

紧接着，白沙铺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上就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宽敞的街道上，还涌出长长的游行队伍。人们高举着红旗、彩旗和标语牌，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整齐划一地呼喊着口号。

国家突然之间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三货的冤情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由于看不到翻案的希望，白素珍只好选择放弃。她让加根带着奶奶回王李村，自己到孝天城乘坐火车返回河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