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绿皮火车缓缓停下的时候，站台上并肩站着的一对青年男女不约而同地扭过头，望着对方，两人脸上浮现出略显凄婉的笑容。
女孩儿抬起右手摇了摇。男孩儿就转过身，提起脚跟前的黄色帆布提包，不声不响地走进车厢。
仅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列车一声长鸣，重新启动了。气势磅礴的火车头喷出一团白烟雾，带着长长的绿皮车厢，轰隆隆地向北方驶去。送人的女孩儿目送远去的列车，突然泪流满面，哽咽地抽泣着，哭得好伤心。她在站台上停留了一会儿，掏出手绢擦了擦脸。然后，怅然若失地向通往车站外面的人行天桥走去。
她叫方红梅，今年十九岁。刚送走的男孩儿叫王加根，比她小一岁半。他们刚从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今天是离校的日子。
红梅家在孝天县西南部的方湾公社，她得坐南下的列车到孝天城，再转汽车回方湾。与她同坐一趟火车的还有好几个同学，全都在候车室里等着。她的行李还交给同学们看着呢。
王加根的家在孝天县东部的杨岗公社王李村，那里只通汽车不通火车。按说，他应该坐长途汽车回家，但他放弃了回王李村的打算，准备先去HEB省迁西县他妈那儿，暑假快结束时再回去。因此，就买了开往BJ的火车票。
红梅和加根是今年春天确定恋爱关系的。两人在师范学校已经热恋了三四个月，正是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毕业季却无情地到来了。
加根的铺盖行李和装满各种杂物的木箱子存放在班主任汤正源老师家里。就算不去河北，他也没打算把那些东西送回王李村。他准备等毕业分配结果出来后，再去汤正源家里取行李，然后直接带到工作单位去——反正上班之后也是需要那些东西的。
加根这次去河北他母亲的家里，除了度假、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全力说服他母亲，让她改变对方红梅的看法，接纳和认可方红梅，承认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
这事说起来还真有点儿让人闹心。
在外人看来，王加根师范毕业还捎带着找了个女朋友，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事情。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媳妇也不用愁了，这不是搂草打兔子，得一意外收获么？更何况，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能够得到女生的青睐，那简直如同彩票中奖一样幸运！
孝天县师范学校不在孝天城，位于距县城五十多公里的花园镇。准确地说，是在花园镇西边一座名为五里棚的小山上。
王加根和方红梅进师范时，学校实行的是两年制，只从高考中招收学生。也就是说，只有高中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才能进入这所学校。第二年，学校就改成从中考招收学生了，学制也随之改为三年。因此，他们在校期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师哥师姐和他们这一届学生读两年毕业，师弟师妹们则要在学校里熬三年。
这所师范学校每年招收新生四个班，在校学生也就六百来号人，规模堪称微型。即便这样，每年的招生计划还是难以完成，不得不屈尊下调录取分数线。在高考和中考学子眼里，教师是个不受欢迎的职业，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条件艰苦，工资又少得可怜，待遇极其低下。每年报考师范院校的“有志青年”不多，而像孝天县师范学校这类县立师范学校，更是莘莘学子们迫不得已的“末位选择”。走进这类学校求学的，十之八九都是农村来的穷孩子。他们最现实的目标，就是端上公家的饭碗，吃上“商品粮户口”。
孝天县师范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男女学生比例严重失调。男生多，女生少。校园跟部队营房差不多，放眼望去，随处可见愣头小子，难得一见黄毛丫头。与加根红梅同年级的四个班，两百多学生里面只有九个女生。他们八0三班是最多的，三个，其余三个班都是两个。比他们高一年级的四个班更惨，一共才四个女生。两人同坐一张课桌，女生只能分配到两个班，另外两个班就成了“和尚班”。比他们低一届的学生是初中毕业后考进来的，女生稍微多一点儿，但与庞大的男生群体相比，还是少得可怜。
在如此“狼多肉少”的惨烈环境下，王加根能够赢得女生的芳心，是不是狗尿到头上——交了好运？得知他与方红梅恋爱时，同学们都认为他“走狗屎运”，并且众口一词地认为，是因为他与方红梅同桌，近水楼台先得月。假如他将来能够与方红梅修成正果，班主任汤正源是最大的功臣，是他们的月下老人。
没有这种“地利”优势，方红梅怎么会看上他王加根？怎么可能投入这家伙的怀抱？不谈郎才女貌，两人的基础条件就没有可比性嘛！方红梅身材修长苗条，举止端庄大方，长得又漂亮，酷似红极一时的日本电影明星山口百惠。她留一条拖到屁股上的长辫子，走起路来如风摆杨柳，让每一个见到的男生都难免想入非非。方红梅能歌善舞，经常参加学校举行的大型文艺汇演。至于学习成绩和组织能力，那更是两个哑巴睡一头——没得话说！入校的第一学期，她就被大家选为副班长，第二年升任团支部书记，并兼任学校学生会的文艺部长，堪称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校花。
王加根呢？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虽说长得白白净净，五官端正，但身高只有一米六五，看上去还没有方红梅高。学习成绩中等，在班上表现平平。没有当过班干部，连小组长都不是。至于体育、音乐、美术这些在师范学校长脸的课程，他也没什么擅长的项目。所以大家就不明白：方红梅为什么会鬼迷心窍地看上他？他王加根又是用了什么旁门左道，采取了什么卑劣手段，迷惑了出类拔萃的方红梅同学？
想起这些就让人生气，难以平息心中的愤怒。一些被方红梅拒绝过的男生，甚至感觉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悲叹方红梅是喝了王加根下的“迷魂药”。明摆着的，你投入王加根的怀抱，无异于鲜花插在牛粪上啊！他们甚至直言不讳地对方红梅讲：“如果当初汤正源安排我和你同桌，你还不是会选择我！”
“同桌的你”成了唯一能够让人信服、能够解释得通的理由。
事实上，王加根发现他的同桌是个女生时，感觉也很别扭。
他们同坐一张课桌，但凳子还是各坐各的。第一天上课时，王加根尽量把自己的凳子往开拉，与方红梅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其他同学的目光，还是时不时集中到他俩身上。王加根如坐针毡，感觉很不自在，脸上发烫，根本就没心思听课，如同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出，或者在大庭广众面前演讲一样。
下课后，男生们便围着王加根开玩笑，说他艳福不浅，要交桃花运了。徐磊这个下流的家伙，还问他闻到什么气味没有，有没有摸方红梅那根拖到屁股上的长辫子……
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都没有主动与对方交言，彼此没有讲过一句话。像他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孩子，本来就胆小腼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多少对他们有一些影响。幼儿时两小无猜，童言无忌，但进入中学之后，男生女生之间就会多出一条无形的“三八线”。王加根又是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对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的事情，知之甚少。说实话，在与方红梅谈恋爱之前，他还不知道女人会来月经。
孝天县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与普通高中差不多，少了一门英语，多了《教育学》和《心理学》。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的难度与高中相当，音乐、体育、美术课要求高一些，上得比较正规。
王加根高考时马失前蹄，没有发挥出正常水平，本来没打算读中专，是他爸王厚义逼着他到师范学校来的。从报到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毕业后“二次革命”，再去撞击高等学府的大门，根本就没有把县立师范学校的专业课程当作一回事。《心理学》以前没有学过，加上课本又迟迟没有发下来。别的同学都是找师哥师姐借旧书暂时用着，他却无动于衷。结果，第一次《心理学》单元测验他只考了五十三分，而他的同桌方红梅却是满分，全班第一名。
第二天早读，他照例翻开桌面，在屉斗里偷偷摸摸地看英语。坐在他身边的方红梅很不自在，眼光几次落在他身上又挪开，挪开之后又回到他身上。最后，方红梅终于拿出勇气，递给他一本《心理学》教材，慌慌张张地说：“我帮你借的。”
王加根受宠若惊，接过课本，说了声“谢谢”。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交言。
虽然每人只讲了一句话，加起来才七个字，但毕竟打破了坚冰。正如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自此，他们就有了交流和沟通。每天见面，再也不觉得那么拘束了。凳子慢慢地往拢靠，“三八线”也逐渐模糊起来。以前到教室，他们都是各人抹各人的凳子，各人抹各人的半边儿桌面。现在先到教室的那一位，总是把整个桌面抹干净，还附带着把对方的凳子也抹一下。
师范学校学生的开水供应，是由炊事员送到各班的保温桶里。由于僧多粥少，每人倒不满一杯，保温桶就空了。因此，每次送开水的师傅一来，大家都争抢着去接水。逢到王加根不在教室，方红梅拿自己的搪瓷缸喝完水之后，又会再接上一杯，搁在同桌的屉斗里。这样几次之后，遇到她没有赶上开水供应，王加根也如法炮制。你来我往，两人之间就达成了默契。互帮互助，在后来的日子里也显得比较自然。比如，夏天教室里闷热，人容易疲劳，方红梅就不失时机地递给王加根清凉油或者风油精。晚自习蚊子太多，王加根又会交给方红梅一瓶避蚊剂。方红梅有事请假回家，王加根帮她记听课笔记。方红梅从家里返校，又会带来很多土特产品给王加根打牙祭……
方红梅家庭条件差，没钱买漂亮衣服，常穿一件红格子棉布衬衣，配一条蓝的确良裤子，脚上穿的解放鞋，款式也是最大众化的，与新潮沾不上边儿。同学们戏称她为“朴素者”，可第一学期选班干部，她的票数却名列前茅，当选为副班长。大家喜欢她的原因，学习成绩好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她性格开朗、待人真诚、热心快肠。行为举止落落大方，不故作矜持、矫揉造作。
师范学校住校的男生最感为难的事情，莫过于拆洗自己的被子。清洗比较简单，只要在水里打湿过，晒干或者晾干就行了，干净不干净无所谓。但被里、被面和棉絮分开之后，要重新把它们组合到一块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
上被子通常是课余时间在教室里进行。把课桌并在一起，搭成台面，铺上被里，放好棉絮，包好被面，就可以穿针走线了。方红梅每次碰到男生在那里笨手笨脚地忙乎，就会主动上前帮忙。班上的另外两个女生马静和池中月遇到同样的事情，则常常坐在座位上岿然不动。她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起身离开教室，有意避开。说她们懒，有点儿冤枉，主要是鼓不起勇气，下不了决心。或者说，没有助人为乐的热心肠。
孝天县师范学校远离城镇，也不与村庄相连，环境幽静，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生活极不方便。校舍全部是红砖青瓦的平房，没有楼房，也没有像样儿的操场和跑道。王加根他们进校的第二年，学校开始大兴土木，开山采石，建办公楼，修操场跑道。为节省开支，很多力气活都交由学生们完成。自此直到毕业，学生们几乎成了半工半读。明知道学校改造环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劳动过于频繁，大家还是叫苦不迭，甚至怨声载道。不过，王加根在和大家一起起哄、一起骂娘的时候，有时内心里又渴望上劳动课。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是因为女同桌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对他毫不掩饰的偏袒和喜爱，常常会在劳动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炎炎盛夏，同学们手拿劳动工具站在走廊上，望着如火的毒日头愁眉不展的时候，方红梅会变魔术似地弄来一顶遮阳草帽，交给王加根。劳动中，最让王加根不安、也是最让他惊喜的，是方红梅居然多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对他予以关照。见他流汗了，递给他一条毛巾；看他挑土担石时力不从心，她就放下手中的锄头或铁锹，跑过去抢王加根肩上的扁担……
这还是普通的同学友情么？
王加根一次次扪心自问，联想起平日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他不敢断定方红梅有儿女私情，但可以肯定她是喜欢他的。有了这种意识，后来的日子里，他就更加依恋女同桌了。早读时，他再也不愿意去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宁愿呆在教室里，坐在方红梅身边。周末，他再也不急着去花园镇消磨时光，宁愿在校园里东游西转，捕捉方红梅的身影。进教室没有看见女同桌，上课或自习时方红梅没有来，他就六神无主，心不在焉。他拿着书却看不进去内容，眼睛时不时瞟向窗外，直到方红梅出现了，心里才有一种踏实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文艺界正是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全国优秀中短篇评比，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关注，成为很多文学爱好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很多学生都跃跃欲试地给报刊编辑部投稿。即便是坚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王加根，兴趣和爱好又开始转向文学创作。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女同桌喜欢文学。
王加根开始写了。写出来的习作，第一个读者自然是方红梅。美其名曰让她修改，实际上显摆的成分居多。或者说，是在向她汇报自己的进步、展示文才。王加根还发现，请求方红梅“斧正”习作的，远不止他一个人。班上所有的文学爱好者，不论是写的，写散文的，还是写诗歌词赋的，初稿一出来，无一例外地都到了方红梅手里。她俨然成了班上的业余文学编辑，成了男生们文学创作的顾问。
这种现象，王加根最初并没怎么警觉。
直到今年初，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方红梅把他约到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向他表白真情，他才如梦初醒。这种表面上的写作交流，实际上是一场白热化的爱情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