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河街道紧邻学校，狭窄而又细长，大概只有三十步左右的宽度，长度却足足有一里路。街道两侧盖满了小民房，全都是小贩的商铺，每月的“一”“四”“七”日大家都会来赶集，所以这几天就被定为赶集日。
每逢赶集日，街道两旁的铺面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整条街道都被男女老少挤得水泄不通。不管他们是来买东西还是凑热闹，能逛一天也是件开心的事情。谭河街道是附近十里八乡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街道上有卖玩具的，有卖水果蔬菜的，有卖衣服的，也有卖各种杂货的，还有收购粮食的。
街道尽头的一条小巷子里面进去又是另外一番天地，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牲畜市场，专门买卖牛羊猪鸡鸭等牲畜，都是活物，谭河街道没有屠宰场。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牲畜市场一次，买了一头小猪仔，带回去才两天那个小猪仔就开始拉稀不止，找兽医开了药还是不见好。最后没办法，父亲就带着那头小猪仔又去了谭河街道的牲畜市场，用它倒换了一个牛皮大鼓，那个鼓质量很好，用了很多年。
谭河街道对我来说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因为父亲带我来过很多次，而母亲很少带我来赶集。我上学之前就知道“赶集”的含义了，每次逢集，母亲和村里其他妇女一起去赶集的时候都不带我们，她把我们锁在家里，让我们在院子里玩。她知道如果带上我们，她就不能好好地闲逛，我们对一切新鲜好玩的东西都感兴趣，会缠着母亲让她给我们买玩具和好吃的，这是每一个小孩子的天性。
而当时家里的经济实在太拮据，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买东西，甚至连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没有钱购买。母亲去赶集的时候，经常会背半袋子玉米或小麦到集市上卖，换点钱了再买其他东西。每次我们想跟着母亲去赶集，纠缠不休的时候她就会说:“你们就在家里等着吧，我去集市上给你们买一个‘耽搁娃’回来”。等她回来我们才知道所谓的“耽搁娃”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被“耽搁”了。长大一点就渐渐明白了生活多艰难，也就不会每次都死乞白赖要跟着母亲去赶集了。
学校大门在校园最东边一排的正中间，大门是两扇刷了银白色乳胶漆的铁栏杆。两扇大门上面各开了一扇小门，平时大家都走小门，只有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大门才会打开。校门口出来就是繁华的谭河街道，门口正对太阳升起的东方，背靠神秘的野狐屲。校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商店，正对街口的是商店的正门。
两个商店的老板都是学校的民用老师，是学校花了极低的工资请来的代课老师，非正式编制的临时工，他们的工资大概不到正式编制的三分之一。进校门右手边商店的那个老师叫鲍鹏程，个头瘦小，说话慢吞吞的，声音有点沙哑，做事不紧不慢，脾气不急不躁。而他妻子又胖又高，脾气暴躁，和鲍鹏程形成鲜明的反差，我们去商店买东西经常会看到鲍鹏程万被他老婆骂得一声不吭。
进校门左手边那个商店的老师叫李治学，他身材高大魁梧，脾气温和，说话稍微带点结巴但语言表达准确。他妻子脾气温柔，性格开朗，处事圆滑，对每个顾客都有礼有节。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去她家商店买东西。
每到赶集日，这两个老师都会到自己的商店去帮忙卖货，如果这一天有自己的课程，他们会和其他老师换一下上课时间。这两个老师虽然分属同行，但毕竟是竞争对手，所以他们俩平时在学校很少说话，在生意上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学校不大，大概占地五十亩，南北狭长分布，坐落于野狐屲底下的是一排整齐的教师宿舍，宿舍北边不远处是公共厕所，宿舍南边是水房和小食堂。水房的正东面，也就是整个学校的最南面一排也是教师宿舍。这一排宿舍紧邻乡政府大院，我们的教师宿舍和乡政府大院共用一堵后背墙。
小食堂是老师吃饭的地方，其实也就一间不到五十平米的单间平房。因为教师不多，大概三十人左右，很多老师打了饭就去自己宿舍吃了。小食堂开了一学期就关闭了，可能是成本太高经营不下去，大多数老师都在宿舍自己做饭，很少去食堂吃。宿舍下面就是校园，校园里面盖了四座大房子作为三个年级的的教室，每一座房子被分割成了三个小教室，一个教室里面大概可以容纳七十人左右。
学校大门和西面的教师宿舍之间隔着一块小花园，花园里面种满了松树和柏树。其中一棵松树已经有几十年树龄，树身高大，枝叶茂盛，树干粗壮挺直，显得有点沧桑古朴，很多学生都在这棵松树底下读书。松树后面不远处就是升旗台，旗杆在一个水泥砌的高台子上面，台子上面有两根细长的钢管旗杆，一杆升国旗，一杆升校旗，旗杆是学校的地标。
旗杆在小广场的最中心，广场两边各有两座教室，教室和广场边缘接壤的地方种满了柳树，每年三月，红墙灰瓦的教室加上绿意嫣然的柳树，让整个校园充满了生命的气息。柳絮飘飞，撒满校园的各个角落，也落在那些在柳树下面读书的学子头上。
学校最北边是一块很大的土操场，操场里面有两个篮球场，三个乒乓球台，两个羽毛球场。每个篮球场里面栽了两个篮球架子，篮球架是粗壮的钢管，篮板是笨拙的柳木板。乒乓球台的支柱是小红砖，上面是水泥抹平的台面。羽毛球场两边各栽了一根木杆，羽毛球网子是两根木杆之间的一条长绳子。操场每天都尘土飞扬，尤其是春天刮沙尘暴的时候，操场里面黄土满天，飞沙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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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陋的操场承载了多少学生的快乐和回忆，那时大家都处在青春期阶段，精力旺盛，活泼好动，一下课就直奔操场占位置去了。
初中开始就要住校，大多数学生都是寄宿生，只有学校周围几个村落的学生住在自己家里，他们中午和晚上都要回家。寄宿学校意味着我们要正式开始独立生活，每天要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自己收拾卫生，还要学会和室友融洽相处。
很多学生还来不及学会自理生活，就被现实的洪流打翻在地，只能硬着头皮爬起来继续向前。没有人会可怜你，也没有人会同情你，相反，可能很多人都会鄙夷你。大家已经是十三岁左右的小大人，最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要有，不能永远都活在父母温暖的羽翼之下，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鸟儿长大了都要离巢，学会自己飞翔。
我想尽快适应并且融入到这种全新的生活当中去，这里的一切都那么与众不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包括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同学之间的友谊，所有这些都让我充满了好奇和渴望。
到一个新的班集体，大家刚开始就认识自己的几个小学同学，慢慢才开始认识新同学。首先从自己的同桌开始，大概每个人刚到初中的第一个朋友都是自己的同桌。我在班里结识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桌，他叫李高庆，是一个性格内向的“蔫”脾气男生，个子不高，不喜欢说话，很多时候都笑眯眯的。
刚开始我们也不怎么说话，直到有一天我去操场占乒乓球台子，下课就冲出教室跑了过去，结果到操场还是晚了一步，发现三个乒乓球台都被别人抢先一步占了。我垂头丧气，正准备回教室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喊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的同桌李高庆，他和他一起的三个小学同学已经占了一个乒乓球台，李高庆喊我一起玩，就这样我们慢慢熟悉了。慢慢我发现他的乒乓球打得很好，原来他在小学就经常代表学校到其他地方参加乒乓球比赛，得过不少奖。
经常和李高庆一起来打乒乓球的还有一个女生，是他的小学同学，到初中他们又分到一个班，她的名字名莞萍。她很喜欢打乒乓球，我们是在操场打乒乓球的时候通过李高庆介绍认识的，久而久之大家就熟悉了。
莞萍坐在我的左前方，她很健谈，性格豪放不羁，大大咧咧，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传神动人，嘴角两边挂着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圆圆的脸蛋上有两个明显的红坨坨。她为人善良正直，可谓刀子嘴豆腐心，就是脾气有点暴躁，动辄出口伤人，这是她唯一的缺点。即便如此，我们俩的关系还是很微妙，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她经常会转过头跟我说话，问这问那，我也希望她能时常接近我，慢慢地就产生了一种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情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爱情”，就算是爱情，也不过是萌芽状态，不久就被扼杀在了摇篮里，或者根本不是爱情，只是一种专属于这个年龄段的心理情绪。
我不知道她怎么理解这种情绪，我想她也是迷迷糊糊，云里雾里。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交往得很频繁，走得很近，可能班里有些人会在背后议论纷纷。但是这种关系持续的时间很短，一方面是因为她的脾气，二来是我在背后听到了一些关于她的闲言碎语，我的好友李高庆也曾经劝我不要太靠近莞萍。从此以后，我们互相之间慢慢变得疏远了，终于两不相欠，各自安好，相忘于江湖。
虽然我和莞萍渐行渐远，但她毕竟在我的人生中来过，也在我平静而又枯燥的生活中激起了阵阵涟漪，泛起层层波浪，这已经足够了。并且通过她我也结识了一些朋友，当时和她关系很好的一个小学同学名叫马林儿，她分在了隔壁班。有一次马林儿要参加学校的一个舞蹈演出，领队老师要求每个人必须穿豆绿色迷彩服，很多人都没有这种衣服，尤其是女生，马林儿也一样没有。当时我正好有一套，莞萍知道了就从我这里借去给她同学用了。
演出结束以后，马林儿亲自把衣服还给了我，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她，高挑的身材走起路来仪态万千，油光闪亮的的长发披在肩上，微风吹过，一股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她脸色红润，皮肤细嫩，一对细密的罥烟眉下面闪现着一双聪明伶俐的大眼睛。她给我还衣服的时候我们才算是真正认识了，我当时还有点害羞。虽然平时看着天不怕地不怕，但基本上都是和男生打交道，很少和女生交往，所以对女生有一种天然的羞怯感。我们熟悉了以后就交往得比较频繁了，她还戏言说收我做“拜弟”，她做我“拜姐”，因为她年龄比我大几个月。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但还是很开心，这样的友谊既单纯又神圣，没有掺杂任何世俗名利，也没有任何利益纠葛。
或许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可以肆无忌惮地笑，也可以撕心裂肺地哭，安静的时候像一只沉睡的雌兔，放开的时候像一头奔跑的骏马。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学校的集体宿舍不够，我们所有人都在校外住宿，租的是谭滩街道那些村民的自建房，我当时住在街道入口处的一个老婆婆家里。
她家还是以前那种土堡式的深宅大院，院墙很高很厚，都是用黄土夯实垒建起来的。院子坐落在陀螺河畔上面的一块平地上面，院基要比大门外面的小巷子和麦场高出一米左右。进大门要上六七级石板台阶，大门是一块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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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风吹雨打的暗灰色柳木板，感觉像是镶嵌在院墙里面一样，门廊上面搭了遮雨的雨棚。门口进去右手边建了一个小高房，高房的土台地基要比普通房子高两三米，以前很多人家都有这种小高房。大门右手边靠南面一排是厨房和偏房，大门正对面就是上房。
这个老婆婆当时已经七十多岁，满头灰发，步履蹒跚，但是说话铿锵有力，精神抖擞，她是我小学同学士奇的外祖母。她的老伴已经故去多年，家里只有一个三十岁还没有成家的儿子，她儿子相貌清秀，一表人才，听她说是因为他儿子眼光太高，别人介绍的他都看不上，总是挑三拣四，所以一直都没有成家。
我就住在她家上房，上房盘的是一张大通铺土炕，住着我，士奇以及另外四个一年级男生。士奇外祖母也住在上房，她睡在上房地上一张双人软沙发上。冬天，那个土炕经常是不温不火不冷不热的状态，因为家里就她一个老人，儿子不在家，她没时间也没精力去收拾那么多烧炕的燃料。幸亏我们人多，加上青春期的火气大，精力旺盛，也就不会感觉太冷。
我们做饭的屋子是一间杂物间，小房间又窄又小，只有不到两米的宽度，里面放着一条长凳。我们五个人的小煤油炉子都放在凳子上面，士奇有她外祖母做饭，所以不用和我们一起挤在这间小房子。我们五个人勉强能够挤在这里面做饭，刚开始做饭的时候，五个煤油炉子同时打开，一股强烈的煤油味一下子溢满整个小房间，一会功夫就飘到院子外面去了。做出来的饭都是一股煤油味，前面两个星期简直是难以下咽，后面慢慢也习惯了。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小学同学陆斌两个人合伙做饭，他也住在士奇外祖母家。他个头不高，但是胖嘟嘟的，有点鬼灵精怪，他和我一样属于“调皮捣蛋”一类，在班里也算是一号“人物”。最让人羡慕的是他那一手好字，他写字很快但很匀称，带有一点行草的感觉，经常会被老师叫去黑板上面抄写授课笔记或者作业之类。另外他还有一副“好嗓子”，他唱歌很好听，每次需要表演节目的时候，他和我们班另外两个同学“马宝”“谭平”三人组成铁三角，一起合唱一些经典老歌。
李高庆当时住在谭河街道中间的一个小巷子里面，他的房东是谭河街道的生意人，经营着一间磨坊。他和其他几个男生就住在磨坊后面一个院子里面，他们的宿舍也是一张大通铺，不过不是土炕，而是支起来的木板床。冬天的时候，他们都用电热毯取暖，因为房东自己有磨坊，用的是三项动力电，所以电费便宜。我经常会跑到他宿舍玩，我的宿舍他来的很少，因为毕竟在人家上房里面，还有房东一起住，很不方便，他那里只有几个学生，房东平时很忙，根本不管他们。
当时谭河街道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烟馆”，这个烟馆坐落在谭河街道正中间，就在我们学校大门斜对面。烟馆隐藏在一个杂货铺里面，杂货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经营，大家都叫她“老婆子”。老婆子把一盒盒香烟拆开一根一根卖，价钱从一毛到五毛都有，分不同的档次，学生一般都抽一根一毛钱的低档香烟。每天晚上放学以后，这个杂货铺里面就挤满了抽烟的学生。杂货铺靠窗户边放着一套铁架子高低床，可以坐五六个人，其他人都坐在凳子或蹲在地上。烟馆里面烟雾缭绕，我们平时也经常去那里凑热闹。
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木器厂大院，木器厂大院就在磨坊正对面，是李建明带我们去的，李建明是李高庆的小学同学，也是和他关系最好的兄弟。李建明的三叔是这个木器厂大院的看护，也是这个木器厂的管理员，这个木器厂是谭河街道最大的老板苟文明的产业之一，也是谭河街道唯一的木器厂。木器厂里面有一间很大的房子，是李建明三叔的宿舍，他就住在他三叔这里。
建明三叔要去县城采购新木料或者给大客户运送木材，晚上经常回不来，每当这个时候，建明就带我们去他那里玩个透夜。去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凑点钱买一些啤酒零食香烟瓜子之类，我和李高庆两个人不抽烟也不喝酒。偌大的木器厂大院就建明三叔一个人，这里晚上很安静，不怕被人打扰，也不用担心打扰到别人。我们尽情玩乐，打牌，喝酒，抽烟，唱歌等等。
有一天，凌晨五点不到，建明三叔突然回来了，他进到屋子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打牌，屋子里面乌烟瘴气，一股香烟啤酒的味道，地上到处是瓜子皮和烟头。他一看就火冒三丈，把我们全部赶走了，我们就去了学校，校园一角有光亮的地方已经有人在早读，从此以后我们再不敢轻易去木器厂大院了。那个时候大家精力充沛，熬一晚上夜不睡觉，第二天去学校还是感觉游刃有余。
初一，我们要学习七门课程，平时有很多作业，作业一般都是中午休息时间或者上晚自习的时候写。而我又太懒，不想写那么多作业，就让别人帮我代笔，我前面坐着一个叫刘艳梅的女生，她也是李高庆的小学同学。她的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说话语速很快，学习一般，但是写字很快，并且很工整。她模仿别人的字体惟妙惟肖，基本上可以以假乱真，所以我就让她帮忙给我写一些抄抄写写的文科类作业，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玩。后来初中毕业以后不久，听说她就嫁人了，算是我们班最早结婚的同学。希望她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家庭，得到属于她自己的幸福。
初中的第一学期我就这样“混”下来了，认识了很多人，有同年级的，也有高年级的，不知道称呼他们为同学好还是朋友好。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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